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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撒旦修士(Satan the Friar)

本文基本内容来Massimo Introvigne的《Satanism: A Social History 》,是我和朋友整理撒旦主义历史材料时翻译的一部分参考资料,我个人不保留所谓的版权,不过还是希望不要有人进行商业用途。如有翻译上和宗教、历史概念上的问题,也请提出,谢谢。 

“疯狂的神秘主义”,“在灵性的面纱下,给予无序自由”,“令人作呕的沦丧”,“恶心的形式”,“可怕的自由”的教义。在这些几乎没有圆滑之处的表达中,亨利·格雷戈里(Henri Grégoire,1750-1831)在他的《宗教派别的历史》(Histoire des sectes religieuses)第二卷中描述了一种他认为特别可恶的“邪教”(1)。Grégoire在革命期间成为“宪政教会”的主要人物之一,因忠于法国政府而被梵蒂冈宣判犯有分裂国家罪。革命结束后,他加入了的更加安全的打击“邪教”事业,他的五卷巨着(后来增加到六卷),可以认为是反邪教文学的第一个例子。Grégoire愤怒的对象并不是一种针对邪恶的“崇拜”,而是源于17世纪天主教会、被称为寂静主义的一种灵性形式。根据1670-1680年传播的某些精神习俗和西班牙人米格尔德.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1628-1696)的神学,1687年教皇英诺森十一世(1611-1689)谴责法国寂静主义与神秘主义者的盖恩夫人(Jeanne-Marie Bouvier de la Motte-Guyon,1648-1717)有关。

对寂静主义的分析与我们的话题无关,但有一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寂静主义者认为,心理修行是寻求达到沉思状态的唯一途径,是拯救的唯一途径,他们蔑视外在奉献和善行。寻求拯救的最安全方式是在“沉默默想”中找到的,人们应该清空灵魂全部的内容,等待神的显现。Grégoire热衷于将这种寂静主义的做法与印度教和伊斯兰苏菲主义相提并论(2)。

尽管盖恩夫人亲自领导了一种高度道德和虔诚的生活方式,但有人可能会轻易将寂静主义解释为反抗主义,因为(在这种理论中),对于那些已经达到纯真怜悯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合法的。事实上,Molinos声称,虽然作为一个悖论,在完全放弃对上帝信仰的状态下,属肉体上非法的肉体行为不是罪。寂静主义仍然是相互矛盾的解释的对象(3)。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教学,摆在灵性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钟摆,它从根本上转向经验方向,这是对17世纪天主教流行的过分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的反应。对于其他人来说,寂静主义与中世纪异端邪说的矛盾主义有关,在那里,“纯粹的”信徒被认为是无可挑剔的,并且有些人将其作为神秘主义借口下进行的放逐性行为的理由。

在17世纪开始并持续到18世纪的反寂静主义压抑下,魔鬼和撒旦主义也出现了。虽然整个运动当然不是典型的情况,在极端情况下,一些寂静主义者被指控推动反律法主义到了与魔鬼签订契约的地步。

起初,针对这些指控,这些寂静主义者辩论是否因为那些达到完美神圣安静的人的一切都被允许,甚至说与魔鬼达成协议,寻求物质优势,这样的行为也应该被视为允许。但是在辩论结束时,有如此的指控声称,他们与La Voisin的撒旦主义和黑弥撒并没有多少区别。

出于一系列原因,18世纪意大利的“撒旦式”寂静主义集中于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周边,Grégoire和一些后来的作者对此进行了极大的夸大,然而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地区这种情况不太为人所知的情况却在1998年由意大利历史学家朱塞佩·奥兰迪(Giuseppe Orlandi,1935-2013年)带到公众视野中亮相。在意大利中部城市雷吉欧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有一些奇异的案例,其中有作为领先的两位神父和他们的他们的放荡冒险者以及女忏悔者:贵族,修女,还有农民妇女。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报告的,祭司们说服他们“保持安静,因为有些事情可以毫无罪过地完成,因为上帝让罪人知道他们甚至可以在罪中也能跟随他(4)。”这出现了一种不健康的气氛,忏悔者和苦行者以性交、爱抚和“上帝的爱的行为”替代圣母玛丽。如果我们相信在教会审判中作证的证人,某种寂静主义确实导致了反律法主义。 在其中两三次的情形下,魔法和魔鬼也出现了。

最令人感兴趣的案例是多米尼科.科斯坦蒂尼神父( Domenico Costantini,1728-1791?),他是雷吉欧教堂礼拜仪式的成员,他的可疑道德造成了教皇代表对他修道院进行访问。Costantini于1728年出生于雷吉奥洛( Reggiolo)。1771年,当他43岁时,他被Agata Gorisi(1751-?)指控做出了某些超出简单调情的行为,她是一位来自法布里科的二十岁女孩,和方济会人一起生活在雷吉欧 艾米利亚为了在未来当上修女。Goris向雷吉欧 艾米利亚的总督报告,Costantini曾告诉她,“在罪恶中接受圣体圣事并不是亵渎罪”,而且忏悔只是一种迷信而已。奥兰迪(Orlandi)把这些指控与雷吉欧教堂的寂静主义环境联系在一起,并且Costantini的另一名忏悔者,即修女艾米利亚·玛丽安娜·罗西(Emilia Marianna Rossi,1751-?)的证词中出现了反律法主义(译者注:antinomian ,反律法主义,或唯信仰主义,指单纯依靠信仰而不必遵从道德法规就能得到拯救)的做法。她作证说,忏悔者告诉她,“一个为所欲为的人,仍然可以是一个圣人”。Costantini还“受到不洁特质行为的诱惑”,Gorisi和其他一些忏悔者准备作证说,神父还否认了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教义。

尽管Costantini发出威胁,但Gorisi在1772年再次出庭作证对抗他,在教会当局的指控去前提出比单纯的不道德行为更为严重的起诉。“Costantini神父,他教我如何与天父形象的魔鬼进行非法交易,并且为此践踏被献祭的圣礼饼干,他将我的灵魂十一次捐献给魔鬼,当时我想在他面前与魔鬼犯罪”。Costantini把被献祭的圣餐饼带给了Gorisi,这样使“她几乎每天都在践踏圣体圣事”。牧师向年轻女孩答应了一个具体的结果:“满足”,意既作为神秘的安慰和性高潮的行为。然而,恶魔的做法不允许Gorisi达到“满意”,而Costantini提出了另一种权宜之计,我们在巫术和附身案例中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权宜之计:“写下与魔鬼的契约,以获得理想的结果”。

因此Gorisi与魔鬼签署契约,魔鬼出现在牧师的朋友Giuseppe Medici的身上。这个年轻的女孩再次践踏了一个被献祭的圣饼,并与Costantini神父一起跪在Medici前诵读了一系列亵渎神灵的祷告,从而崇拜“魔鬼”。之后,Gorisi与Costantini和“魔鬼”,即Medici,进行“犯罪”。 但是,她仍然没有达到难以捉摸的“满足”。根据Gorisi的说法,Costantini提议在Agata的妹妹,有一个三岁女儿Marianna的Carlotta的房子里实行一次黑弥撒。Costantini从一个皮包中拿出“三个与榛子大小近似的小球”,并分别“七次亲吻它们”,把一个放在房间门前,“他给我的另一个”(Agata),并举起第三个。他在球上描画出十七个十字架,“右手八个,其余的由左手画出”。之后,魔鬼以“Costantini神父的身影”出现,Agata和Carlotta崇拜他。Costantini带来了和往常一样被献祭的圣饼,并践踏它。

在她的证词中,Gorisi敏锐地注意到神父的前后不一致,因为“他首先说耶稣不在圣体圣事中, 而Costantini后来说,耶稣确实在圣体圣事中,他有胆量侮辱他“。在仪式的高潮,Agata和Carlotta“与魔鬼一起犯罪”,这次魔鬼是由Costantini扮演的。然后,神父描画出神秘符号,并从一本“用非常小的文字写成”的书中读出了演说辞。“开始时(......)魔鬼的身影,中间有五张纸,在其中的第三张中,有一位正在拥抱裸体男人的裸体女人的图画,有一个赤裸的男人和女人在不诚实的行为中的身影“。

Agata不知道如何阅读,但知道“这本书很小,并且根据神父 Costantini断言, 这本书教导了如何做主实施的事”。仪式并未结束:Costantini抽出了一个黑盒子,他从中取出一个新的圣饼,在圣饼上点燃两支蜡烛。 然后他将圣饼分开。 他用十九或二十一个十字架的祝福过的水和大量的盐,然后与圣饼的碎片混合。然后,他要求Agata脱光衣服,并且自己躺在房间的床头上,“(他)头朝下(......)把肩膀靠在墙上,双腿向墙上抬起并展开, Costantini用一只手支撑着我的膝盖。“另一边,他从Carlotta手中取下玻璃杯,划了九次十字并背诵一些语句,在“自然界“(阴道)中倒掉了三杯水,他告诉这个年轻女孩,她已经以魔鬼的名义被受洗。然后,他拿走了一块圣饼,并放在我的自然(阴道)中,宣读了上帝的传道人在教会中交谈时所说的同样的话。”

仪式在她的妹妹Carlotta身上重复。Costantini向魔鬼表示感谢,并将剩下的圣饼分成四部分,放在Agata和Carlotta的乳房上,以及祭司和小Marianna的胸膛上。黑弥撒之后,“满足”并不是什么特殊情况,但“魔鬼的礼物”开始出现在Agata 和Carlotta的房间里:白色的丝袜,围巾,“两个极好的帽子”,“一只手表”,甚至一些金币。Agata向法官指控的人重复了好几次撒旦仪式,按照当地的意大利传统,在进行黑弥撒时,他们希望其中有一个“甜玉米粉圆饼”与圣礼面包被一起提供。意大利馄饨由Costantini保证,被撒旦亲自献祭。最后,Agata把恶魔的像放在她的脖子上,开始使用恶魔的圣水,并试图招募来自她住的修道院的撒旦仪式修女,以及一些雷吉欧艾米利亚知名公民,教士集团因此开始审问他们(5)。

几位证人证实了Agata指控的内容。1772年期间,她一再抱怨Costantini对她施加的压力和死亡威胁,以此回避指控。这件事很有趣的是可以看到当地教会当局和梵蒂冈本身如何寻求指示,其表现非常谨慎。罗马明确禁止逮捕Costantini神父。在意大利中部地区,宗教裁判所的地区总部设在摩德纳,在18世纪就被认为只在对魔法和巫术审判中施加“更具象征性”的惩罚(6)。最后,随着Orlandi称之为“一次扭曲”的发生,1772年8月,Gorisi收回了她的所有指控,其他证人也一样。但并非所有这些人都这样:一些忏悔者坚持原来的证词版本,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而最受Costantini威胁的伴随。在没有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教会当局也没有真正的意愿起诉该案件,也没有提出关于修道院的丑闻。他们挂起了该案件,也可能对Costantini轻判。 有些文件已经遗漏,事情的确切结论是未知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位神父在自己的肆意冒险中再次陷入困境,然而这时却与黑弥撒和魔鬼无关。因为Gorisi的案件,Costantini再也不敢冒险,远离了撒旦主义者或魔鬼的身份。然而,在宗教裁判所更加宽容的情况下,他因“法国疾病”(梅毒)的色情活动以及情敌的殴打而受到惩罚(7)。

不能免除某种诗意上的正义裁决,对Costantini神父肯定是不愉快的,但这已不再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以寂静主义倾向而闻名的修道院里,一位或多位神父是否真的举行了黑弥撒,并借助撒旦对他们的放荡态度做辩护。Orlandi在详细讨论了这些文件后写道:“年轻女子Agata Gorisi的证词的报道非常丰富,有很多事件、情节和人名,其中一部分会被要求提出证据,可以认为她几乎不可能编造这一切”。取消前言可以用来自Costantini的压力和威胁来解释。弱小的Agata在不愿意引发丑闻的当局面前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然而,即使是Orlandi也认为许多细节都是不可信的,包括Costantini神父的性剥削,他据说能够在同一个夜晚与七名女性进行“犯罪”。 至于魔鬼的幻影,根据Orlandi说,可以“从幻觉和象征的角度”来解读(8)。对这些文件的研究也表明魔鬼总是以某人的身份出现,通常是Costantini本人。诚然,在一个描述中,提到了魔鬼Costantini和神父Costantinithe,好像他们是两同时在场的两个不同人物。但更确切地说,Costantini及其同伙为了自己的放荡目而说服女性认为他们是魔鬼,这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在整个情节中,很难“从绝对的确定性中辨别真假”(9)。然而,众多证人让我们想象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个神父的放荡活动不会特别有趣。另一方面,如果在1770年的雷吉欧,虽然主要是为了打动天真的年轻女性,但与恶魔的契约被签订、黑弥撒被举行,这个故事将证实关于La Voisin案件的书籍和小册子在巴黎之外产生了影响。

在雷吉欧艾米利亚的事件中,寂静主义和撒旦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假设,但也很有趣。 它显示了天主教神秘主义的某些激进和偏离常轨的形式如何与撒旦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19世纪,约瑟夫 - 安托万.布兰(Joseph-Antoine Boullan,1824-1893)将证实情况确实如此。尽管Boullan与寂静主义没有关系,但19世纪其他涉及天主教修道院、怪诞形式的神秘主义和魔鬼事件却是如此。1999年,德国历史学家休伯特.沃尔夫(Hubert Wolf)在罗马信理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针对一群来自从罗马Sant'Ambrogio della Massima女修道院的圣弗朗西斯第三会(译者:Third Order of Saint Francis,方济会组织的一种)隐居修女的调查与审判档案。事件发生在1859年至1862年之间,但也需要回溯到与圣弗朗西斯第三会分支创始人—玛丽亚·阿格内塞·费拉奥嬷嬷(Maria Agnese Firrao,1774-1854)有关的早期事件。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圣徒,但Firrao曾几次身陷丑闻。 在其中一次,她住院并被发现怀有双胞胎。 虽然教会的法官认为她的一位忏悔者是孩子的父亲,但怀孕依然被归因于“与恶魔的淫荡和狂欢”(10)。最终,被指控遵循寂静主义原则的Firrao被禁止进入罗马,但修道院一直持续运营直到新的领导者到来。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Firrao离开后的Sant'Ambrogio。1854年在她去世前后,将Firrao作为圣人的地下崇拜继续在修道院中进行,这种行为并没有引起对修女的更严重的指控。1859-1862年期间的教会调查是严格保密的,只有在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1920-2005)在1998年向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后才能提供给他们。这些文件揭露了一群修女,她们假借圣人之口选称接受了耶稣基督神秘的指示,以此进行各种的性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在她们自己之间以及偶尔与男子进行。更糟糕的是,对此抱怨的修女被毒杀。尽管没有对魔鬼的崇拜,但被告最初的辩解让人想起了Costantini神父。她们声称恶魔以高级修女的形式出现,并与年轻修女发生性关系,这些年轻修女错误地指责自己的上级,没有意识到她们的爱人实际上是恶魔。

最终,修道院的领导者犯了一个错误,即允许德国公主卡塔琳娜·冯·霍亨索伦(Katharina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17-1893)作为见习修女来到修道院,这位公主后来作为博伊龙的德国本笃会修道院创始人而知名,该修道院是一所着名的艺术家学校的所在地。当她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主要修女们也试图毒杀她。Katharina明白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在罗马与高级贵族进行联系。她因此能够逃离修道院并向当局指控修女,她开展实际行动导致她们的最终暴露和毁灭。Sant'Ambrogio的社区因此被关闭,从此便再没有关于可以出现在男人女人身上并且与罗马的修女们有过多次性关系的魔鬼的更多消息了。

 

注释:

1.Henri Grégoire,《宗教派别的历史》(Histoire des sectes religieuses)第二版(扩充版),六卷,巴黎:鲍德温兄弟出版社(Baudouin Frères),1828,第二卷,p.96-107。

2.同上,第二卷,p.94。

3.参见Massimo Petrocchi(1918-1991),《意大利十七世纪的寂静主义》( Il quietismo italiano del Seicento),罗马:历史与文学出版(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1948。

4.Giuseppe Orlandi, 《摩德纳公国内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间的的寂静主义、撒旦主义和共济会》(La fede al vaglio. Quietismo, Satanismo e massoneria nel Ducato di Modena tra Sette e Ottocento), 摩德纳(Modena): Aedes Muratoriana出版, 1988,p. 34。

5.参见Orlandi在作品中引用Agata Gorisi的完整叙述,同上, pp.131–148。

6.同上,p.71。

7.同上,pp.64–65。

8.同上,pp.52–53。

9.同上,p.41。

10.休伯特.沃尔夫(Hubert Wolf),《Sant'Ambrogio的修女:修道院丑闻的真实故事》(The Nuns of Sant’Ambrogio: The True Story of a Convent Scandal)(英译本),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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