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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撒旦的翻译者(Russia: Satan the Translator)

本文基本内容来Massimo Introvigne的《Satanism: A Social History 》,是我和朋友整理撒旦主义历史材料时翻译的一部分参考资料,我个人不保留所谓的版权,不过还是希望不要有人进行商业用途。如有翻译上和宗教、历史概念上的问题,也请提出,谢谢。 

在俄罗斯,对魔鬼及其追随者(即撒旦主义者)的恐惧,在17世纪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以前,在俄罗斯的民俗传统中,魔鬼被描绘成一个滑稽的人物,他笨拙地企图欺骗别人,但经常被愚弄:一个“可怜的魔鬼”,总体来说,并不特别可怕。随着17世纪数字预言文学的传播,情况发生了变化,数字预言文献主要专注于1666年的启示性预言,人民因它包含666而恐惧,即启示录中的野兽数量。偶然而不幸的是,1666年,尼康主教(Nikon,1605-1681)在俄罗斯进行的东正教礼拜仪式改革过程到了最高潮,这项改革在俄罗斯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受欢迎。裂教者(Raskol),“旧信徒”们(raskolniki)的分裂,成为了这次改革的结果之一。 他们拒绝了新的礼拜仪式,并分成了无数的分会继续存在到现在(1)。

魔鬼的主题和对撒旦主义者的恐惧在第一次分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裂教者们依据的主要文本是《阿夫库姆司祭的生平》(Life of the Archpriest Avvakum),这位伟大的宗教活动家指责Nikon与魔鬼达成协议,并且作为一个真正的撒旦主义者与恶魔进行定期交流(2)。人民认为尼康和他的追随者与魔鬼的交往造成了特别可怕的后果:“敌基督者即将来临,他不是普通的魔鬼代理人,而是“撒旦的最强大的化身,普通人类无能为力(3)。“”关于谁是魔鬼的化身,确切地说,敌基督者,“旧信徒”之间存在分歧意见。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Nikon主教,其他人则认为是沙皇亚历克西斯一世(Tsar Alexis i ,1629-1676)或其继承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存在,可能有不同的当代化身,其中最强大的目前还未到来。

对魔鬼和敌基督者的恐惧将旧信徒们推到了自杀的地步,并且经常是集体自杀。他们的行为有明显的抗议内容,但它更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抗议而非政治上的抗议。一开始,“旧信徒”们绝食自杀; 随后他们“尝试(...)其他方法:一些人自溺,另一些人刺伤自己或将自己活埋,甚至烧死自己”。 1675年至1691年间,“大约两万名旧信徒自杀(4)”。与礼仪问题相关的分裂起源相比,这样的恐怖可能显得不成比例(5)。所以并不令人奇怪的是,主流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一些追随者在“旧信徒”的领导者们身上也看到了一群变相的恶魔崇拜者,或是由黑暗王子派出的、造成信徒们道德和肉体受到损伤的代理人(6)。

必须考虑到这些事件,我们才能理解17世纪末“魔鬼支配了俄罗斯的想象力”这一情况(7)。在俄罗斯帝国,有报道的由巫师诱发的附身案件,比起我们在法国所调查过的那些来说知名度不高,但并没有太大差异(8)。瓦伦丁·博斯((Valentin Boss))在1991年发表的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之间,从18世纪开始恶魔元素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化身中:对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所写的《失乐园》中撒旦人物特质的迷恋。正如其他欧洲国家发生的那样, Milton的撒旦因其“高贵”和“英雄”特质而受到赞赏。Milton的撒旦变成了一个积极的人物,一个受崇拜的人物。这种欣赏通常属于浪漫的撒旦主义,这一类型的撒旦主义在来到俄罗斯之前,出现于英格兰。特别是在激进的书商和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1738-1809)的圈子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着作中,浪漫撒旦主义以更少的政治倾向在更深奥的方向发展前行(9)。然而,在俄罗斯,事情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从而赋予了神秘学圈子以灵感,并且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撒旦主义。

俄罗斯的魔鬼本身隐藏在基督教原初典籍的褶皱之间,对于Milton那样的非东正教派的,魔鬼们则会藏在翻译的微妙游戏中。在十八世纪,俄国文人懂英语的人并不多,但几乎都懂法语,因此他们在1729年《永恒乐园》(Le Paradis perdu)的翻译中读到了Milton,这要归功于圣莫尔的尼古拉斯 - 弗朗索瓦杜普雷(Nicolas-FrançoisDupréde Saint-Maur,1695-1774)。在他的基础上,因其家庭厨师发明俄式牛柳丝而闻名的亚历山大.施特罗加诺夫男爵(Aleksandr Stroganov,1698-1754),在1745年完成了第一份《失乐园》的俄译版。这个译本的标题是《被毁灭的天堂》(Paradise Destroyed),这注定要保持未发表的状态以文学手稿来分发。Stroganov,不光是从英文原文翻译或者从法语译文转译成俄语,也可能是将Milton魔鬼的一系列作品翻译成俄文手稿的翻译者。  甚至在宫廷诗人瓦西里·彼得罗夫( Vasily Petrov,1736-1799)和其他人已经发表了部分译本之后,这些手稿仍在流传。正是在这些手稿中,我们才可能在俄罗斯寻找一种撒旦主义运动的痕迹。

在这些“撒旦”手稿中,最有趣的一份可追溯到1784年后的几年,其翻译者签名为“E. 巴尔索夫”(E. Barsov),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名气。在这份手稿的翻译中,“魔鬼到了中心位置,而非上帝”,他的文本并不忠于Milton的原文,因为上帝和耶稣基督在其中成为了次要的存在。撒旦不再是坏人,而是英雄,这是从魔鬼的角度讲述的故事。“Barsov”可能只是一名抄写者的名字,而其文本文学价值并不大,却很重要,因为它记录了18世纪末俄罗斯社会中“崇拜撒旦”的倾向的存在。一些对基督教迅速的效忠宣誓听起来很虚伪,并且(Milton的的追随者)似乎已经开始在警察可能介入的情况中提高了警惕。 俄罗斯警方偶尔也对Milton的的追随者采取了行动。当局并不关心神学理论,因为沙皇和魔鬼之间可能存在政治认同,这种说法在一些“旧信徒”群体中已经流传开来(10)。

我们对Barsov签名的手稿与有组织的神秘主义者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一无所知。然而,18世纪俄国共济会的文献提到,在俄国传统共济会组织支部周边,存在着来自西欧,特别是来自德国的“边缘共济会”(fringe masonry)(11)。1972年埃利克.豪(Ellic Howe,1910-1991)创造了“边缘共济会”一词, 指定在技术上“非常规”的共济会组织和仪式,因为他们没有授予成员们共济会的前三个等级,共济会法理学将其保留为“常规”的下属组织,限制他们的活动到更高的程度,但是这被“常规”的共济会机构怀疑有问题(12)。“正规”,“不正规”和“边缘”之间的界限在共济会从来没有明确界定,因此Howe的术语也受到了批评(13)。无论如何,Boss声称,在他所说的俄罗斯“边缘共济会”中,成员们对Milton的作品有着特别的热爱,还有一些人从这位英国诗人那里得到了仪式的灵感(14)。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俄罗斯“边缘”共济会的圈子里,魔法和神秘主义受到了特别关注(15)。但是,在这些活动中,人们不会很快看到与撒旦崇拜的联系。相反,共济会的作品受到Milton的影响,如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y Novikov ,1744–1818)所写的史诗,《真实之光》(True Light,1780),基本上都是基督教作品,尽管他们对Milton所描写的撒旦非常着迷(16)。然而,这些文献将撒旦的思想转化为下一个时代的高尚反叛,那时俄国的“自由思想家”们受受法国大革命激励,会毫不犹豫地为撒旦欢呼。

撒旦“已经在俄罗斯浪漫诗人的诗歌中获得了与Milton的笔下的撒旦有关的一些积极特征“,在亚历山大·拉迪舍夫(Aleksandr Radischev,1749-1802)的不完整作品《黑暗天使》中,这种转变变得明显起来,这位作品是启蒙运动的俄罗斯追随者。对Milton笔下的撒旦而言,“文学上撒旦与普罗米修斯有时无法区分(17)。“但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魔鬼,如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瓦西里·茹科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1783-1852),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1841)等,不仅仅等同于浪漫的撒旦主义。他们笔下的撒旦是一个英雄而悲伤的人物,他是人类对待他们极限的急躁的隐喻,但这些与撒但主义团体毫无关系。1859年,在伊丽莎白.扎多夫斯卡娅(Elizaveta Zhadovskaja,1824-1883)出版《失乐园》和《复乐园》的翻译版后,撒旦成为了政治世界中的第一位自由主义者和第一位无神论者。撒旦的这种新的象征意义并没有被沙皇的警察所忽视,这最终结束了关于Milton撒旦作品的审查。 旧政权从而获得了一些作为政治目标的优点,而新政权也赞美他(撒旦)。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代表了一种Milton式撒旦的胜利,这个形象被苏联一些知识分子赞美为反帝国主义者和科学无神论的先驱,从文学角度来说,关于Milton式撒旦的作品也并不总是可鄙的(18)。撒旦作为一个虔诚祈祷的苏维埃人(原文:an angelus sovieticus,此处因译者尚未阅读homo sovieticus原文,所以并不确定这样翻译是否正确)的自相矛盾形象成为了苏维埃人种(homo sovieticus)的原型。这个形象在斯大林时期达到了被Boss认为这是“荒谬”和“可笑”的极端。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1906-1982)时代重新出现。在这个时代,苏联学校以Milton的引语教导学生们,撒旦代表了自由和平等的呼声(19)。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新生事物,同时也不属于我们的历史。罗马尼亚新教牧师理查德•温布兰德(Richard Wurmbrand,1909-2001)曾受过其祖国执政党迫害,他收集整理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品中关于关于撒旦主义的资料,并加以出版,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20)。事实上,大多数现代革命言论都呈现了撒旦和普罗米修斯的融合,我们可以在俄罗斯“从十二月党人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由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o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和德•彼•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1890- 1939)兴起的浪漫主义解释的部分复兴”追寻到这种痕迹,最终它在”勃列日涅夫恶魔的欺诈性革命辞令“中腐败终止(21)。Per Faxneld的说法十分有说服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这是一个更大传统的一部分,撒旦,从反教权主义到女权主义,一直都是反叛和革命的象征(22)。

但是,这个撒但是与普罗米修斯混淆的撒旦了,他还是原本的撒旦吗?从魔鬼的现代意象,或文学或政治上撒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是这样吧。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我们对撒旦主义的定义,即以魔鬼崇拜的仪式形式就是为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团体的话,那么苏联在宣传中提到撒旦,正如在西班牙内战或墨西哥革命时期人们用撒旦雕像游行一样,这也许是“撒旦式的”事件,但它们不是撒旦主义。

然而,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如果我们继续讲魔鬼,最终他会出现。象Boss这样的研究不能让我们确信地说,在18世纪的这些文学,神秘主义者,“边缘”共济会或激进政治圈子里是否真的举行了撒旦仪式。俄罗斯杂志Rebus于1913年宣布,圣彼得堡“充满了撒旦派,路西法派,火焰朝拜者,黑魔法师和神秘主义者”。类似于Huysmans所描述的发生在法国的黑弥撒也被提及。就像Huysmans一样,俄国作家Aleksandr Dobroljubov(1876-1945)也表示,他在回归东正教信仰之前尝试了“黑魔法”,甚至可能在同时尝试了黑弥撒(23)。类似的故事流传通过作家瓦列里.布里索夫(Valery Briusov,1873-1924)和画家米哈伊尔.弗鲁贝尔(Mikhail Vrubel ,1856-1910)的作品中被流传出去。但是这要晚得多,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格罗伯格(Kristi Groberg)总结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些年来“撒旦崇拜,黑魔法和黑弥撒在历史上被实际实践过这一论断,缺乏具体证据;而存在那些证据的是二手的:谣言,八卦,绰号或文学作品(24)“.

注释:

1.译注:关于此次东正教分裂,可参见尼科利斯基,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等译,《俄国教会史》,商务印书馆,2000,p.127–p.154。

2. 请参见意大利学者皮亚.佩拉(Pia Pera,1956-2016),米兰:阿德菲出版(Adelphi),1986年版的《阿夫库姆司祭的生平》(Vita dell'Arciprete Avvakum scritta da lui stesso)意大利语注释版,p.73。另见乔治.伯纳德.米歇尔斯(Georg Bernard Michels),《与教会的战争:17世纪俄罗斯的宗教异见》(At War with the Church: Religious Diss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

3. 参见Pia Pera,《从恶魔到敌基督之间的旧信徒》,载于E.科西尼(E. Corsini )和E.科斯塔(E. Costa)编辑的《魔鬼的堕落》( L’autunno del Diavolo)卷一, pp. 593–594。另可参见同一作者,参见《旧信徒和敌基督者》(I vecchi credenti e l’Anticristo),热那亚:Marietti出版社,1992。

4.P. Pera, 《从恶魔到敌基督之间的旧信徒》, 同前,p. 587。

5.译注:此处意指对于恐惧的反应过度。

6.译注:此处的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指Milton笔下对撒旦的一种称呼。

7.瓦伦丁.博斯,《米尔顿和俄国撒旦主义的崛起》( Milton and the Rise of Russian Satanism),多伦多、布法罗、伦敦: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1, p.3。

8.参见Christine D. Worobec,《附身:女性、巫师与恶魔在俄罗斯帝国》(Possessed: Women, Witches, and Demons in Imperial Russia),  德卡尔布(伊利诺伊州):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1。

9.参见 P.A.朔克(P.A. Schock),《浪漫撒旦主义:布莱克、雪莱和拜伦的神话与历史时刻》(Romantic Satanism: Myth and the Historical Moment in Blake, Shelley, and Byron), 出版社同前。

10.瓦伦丁.博斯,《米尔顿和俄国撒旦主义的崛起》,同前, pp. 14–29。

11.关于十八世纪的俄国共济会,可以参见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 《十八世纪俄罗斯的社会与共济会》(Working the Rough Stone:Freemasonry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德卡尔布(伊利诺伊州):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9。

12.参见埃利克.豪, 《英格兰的边缘共济会组织, 1870–1885》(Fringe Masonry in England

1870-85), Ars Quatuor Coronatorum杂志, 第85期,1972, pp.242–295。译注:该文章在线地址http://www.freemasonry.bcy.ca/aqc/fringe/fringe.html

13.参见 H.波格丹(H. Bogdan), 《传统建构的社会学与共济会合法性的输入》(The Sociology of the Construct of Tradition and Import of Legitimacy in Freemasonry),载于 安德烈亚斯.B克尔奇主编(Andreas B. Kilcher),《构建传统:西方神秘主义传播的手段和神话》(Constructing Tradition: Means and Myths of Transmission in Western Esotericism),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0,pp. 217-238。

14.参见瓦伦丁.博斯,《米尔顿和俄国撒旦主义的崛起》,同前, pp.48–49。

15.甚至在20世纪,俄罗斯共济会仍然保留着一些特殊性,其中可以看到小说家尼娜.贝尔贝罗娃( Nina Berberova,1901-1993)的有趣贡献,参见其作品《二十世纪的俄国共济会》,由 Alexandra Pletnioff-Boutin翻译的法语版,洛桑:Actes Sud出版,1990。

16.参见瓦伦丁.博斯,《米尔顿和俄国撒旦主义的崛起》,同前,pp. 48–67。

17.同前, p.73。

18.同前,p.134。

19.同前,p.151。另外参见威廉.B.赫斯本德(William B. Husband),《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苏俄的无神论和社会 1917-1932》(Godless Communists: Atheism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2), DeKalb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德卡尔布(伊利诺伊州):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 

20.参见理查德•温布兰德,《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撒旦崇拜者吗?》(Was Karl Marx a Satanist?),纽约:黛安图书出版社,1976。

21.参见瓦伦丁.博斯,《米尔顿和俄国撒旦主义的崛起》,同前,pp. 157, 163.

22. 参见P. Faxneld,《撒旦女权主义:作为19世纪文化中女性解放者的路西法》( Satanic Feminism: Lucifer as the Liberator of Woman in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pp. 113–160。

23.参见伯尼斯.格拉策. 罗森塔尔(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现代俄苏文化中的隐匿:历史透视》(The Occult in Moder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神学历史(Theosophical History),卷四,1993年10月第8期, pp. 252–259(原因 Rebus杂志1913年第8期)。另见Bernice主编, 《俄罗斯和苏联文化中的隐匿》(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伊萨卡(纽约),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7。

24. 克里斯蒂.A.格罗伯格(Kristi A. Groberg),《路西法黑暗之翼的阴影':银色时代俄罗斯的撒旦主义》(The Shade of Lucifer’s Dark Wing’: Satanism in Silver Age Russia), 载于Bernice主编,《俄罗斯和苏联文化中的隐匿》,同前, pp. 99–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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